Porter 独家专访：神秘女郎 Natalie Portman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 Natalie Portman 一直都是激情满满、性感诱惑的，但现在让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发掘现实生活中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她——一位哈佛毕业的普通女性。这位好莱坞巨星此次接受了Christine Lennon 的采访，就政治、平等和母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展示出这位变幻莫测的淡定主人公内心不容小觑的力量……
Natalie 的惊悚奇幻新作《湮灭》讲述一位妻子在生态灾害区怀揣着帮助丈夫的使命，片中有这样一幕：她扛着自动武器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凶狠表演方式打出了一弹匣子弹，每一发子弹离开枪膛时，她的左脸都在颤动，看起来太真实了，那一幕我都只敢捂着眼睛看。“那再好不过！”她笑着说。“拍摄的时候，我怀着孕，所以我本能是向后倾斜。但我的以色列保镖跟我说，‘你那样不对，你得往前倾，把腿放在前面，把身体重心向前移。’ 结果拍出来的效果太棒了。”
外表甜美细腻的 Natalie 显然是个狠角色。她在宣布金球奖“最佳导演奖”得主时，略带戏谑地说“候选人全都是男导演”。在她迄今24年的职业生涯中，如果说有一条线索自始至终贯穿了她的大部分角色，那就是这些角色都有一点暗黑，尤其是让她一炮而红的大银幕首秀——在 Luc Besson 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中扮演的12岁小女孩。高中毕业时，她就以早熟和美貌著称，在《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中出演了女王 Padmé Amidala。但是，之后她却弃影从学，入读哈佛，并且公开宣称：“我不在乎这会不会毁了我的事业，跟电影明星比起来，我更想成为一个聪明人。”
她回到好莱坞后，吸引力却并没有下降，先是出演了 Zach Braff 的《情归新泽西》，然后又出演了 Mike Nichols 的《偷心》，并且凭该片赢得了金球奖和第一次奥斯卡提名。2010年，她在 Darren Aronofsky 的惊悚片《黑天鹅》中扮演了一名身患精神病的芭蕾舞女演员，这个角色使她横扫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和奥斯卡奖。更不用说她在时尚界的影响了，在接下来几年里，她登上了无数杂志的封面，并且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担任迪奥彩妆香水代言人。但是，我们对她真正的了解有多少？
她1981年出生在耶路撒冷，本名为 Neta-Lee Hershlag，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父亲是以色列生殖医学专家兼妇产科医生，母亲是美国人，也是她现在的经纪人。她3岁时举家移居美国，主要是在纽约赛奥西特的长岛上长大。她十岁时就表现出对演戏的浓厚兴趣。但是她并不是那些长大后后悔自己童年选择的过气童星。她银幕以外的生活，我们所知甚少。2002年，她和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在纽约哈得逊酒店共同举办了新年派对；她最好的朋友是热门化妆品品牌 Stila Cosmetics 创始人 Jeanine Lobell；她和高级时装品牌 Rodarte 的老板 Kate Mulleavy 与 Laura Mulleavy 姐妹关系亲密；此外她还出演过 Paul McCartney 的 MV。但关于她星光闪耀的生活，我们也就了解这么多了。从来没有一个像她这样成功的女演员能够如此擅长对自己的私生活保密。
Natalie 一直是个谜，或者就像 Tom Hanks 所说，她是“不可知的神秘”。她喜欢给人惊喜，从一个深深入戏的高难度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最近，她在《第一夫人》里面带着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口音饰演了充满悲伤的第一夫人，再次为她赢得了一连串提名。我们在她洛杉矶银湖区豪宅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吃早餐时，我问她为什么会被这种高难度的暗黑角色吸引，她耸耸肩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也许那样我可以在工作中把消极情绪宣泄出来，然后在现实生活里就能把事情变得更简单、快乐、不那么复杂。”
她1981年出生在耶路撒冷，本名为 Neta-Lee Hershlag，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父亲是以色列生殖医学专家兼妇产科医生，母亲是美国人，也是她现在的经纪人。她3岁时举家移居美国，主要是在纽约赛奥西特的长岛上长大。她十岁时就表现出对演戏的浓厚兴趣。但是她并不是那些长大后后悔自己童年选择的过气童星。她银幕以外的生活，我们所知甚少。2002年，她和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在纽约哈得逊酒店共同举办了新年派对；她最好的朋友是热门化妆品品牌 Stila Cosmetics 创始人 Jeanine Lobell；她和高级时装品牌 Rodarte 的老板 Kate Mulleavy 与 Laura Mulleavy 姐妹关系亲密；此外她还出演过 Paul McCartney 的 MV。但关于她星光闪耀的生活，我们也就了解这么多了。从来没有一个像她这样成功的女演员能够如此擅长对自己的私生活保密。
Natalie 一直是个谜，或者就像 Tom Hanks 所说，她是“不可知的神秘”。她喜欢给人惊喜，从一个深深入戏的高难度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最近，她在《第一夫人》里面带着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口音饰演了充满悲伤的第一夫人，再次为她赢得了一连串提名。我们在她洛杉矶银湖区豪宅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吃早餐时，我问她为什么会被这种高难度的暗黑角色吸引，她耸耸肩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也许那样我可以在工作中把消极情绪宣泄出来，然后在现实生活里就能把事情变得更简单、快乐、不那么复杂。”
然而火一般炙热的 Natalie 只存在于银幕上，银幕之外的她体贴、友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拘谨。她穿着海蓝白色条纹T恤和 Levi’s 牛仔裤，没有佩戴珠宝首饰，头发向后梳，完全不是那个 Miss Dior 香水广告里魅力四射的 Natalie，也不是那个红毯上身着 Rodarte礼服气质优雅高贵的 Natalie。现在，她看上去就像个普普通通的、被两个孩子——六岁的 Aleph 和十一个月的 Amalia ——折腾得够呛的宝妈，匆忙吃个素食卷饼，然后开始忙碌的一天。“两个孩子，还有工作。这一切都很好，但事情也很多。”
她没有什么架子，也不爱耍大牌，《湮灭》联袂主演 Jennifer Jason Leigh 的话印证了这一点。她说：“Natalie 非常开明，无比聪明，她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她却完全没有大明星的架子，她那么美，却一点都不矫揉造作，这让人十分惊讶。” Jennifer 回忆起没有保姆车和更衣室的英国片场，她和 Natalie 不得不在森林中间共用一个帐篷，而最近的盥洗室在1.6公里以外的松林制片厂里。“我们坐在燃气暖炉前面的折叠椅上，在刺骨的严寒中淌水走路。她把自己当做团队一员，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带头，为我们所有人发声。”
“可能（我选择有些阴暗的角色）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然后回到现实生活中，就会觉得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自己也感觉更快乐了。
”
小咖啡馆里其他消磨时间的人都假装没注意到她，不过也许他们真的是没有注意到。她就像个普通人一样，排队点单，巧妙地避免跟别人目光接触，那种避免目光接触的技巧只有从小红到大的巨星才能真正掌握。她比预定的时间晚了10分钟，因为她开到了别的餐厅，她责怪是因为自己“一孕傻三年”，工作日程表排得太满，还有就是她在天亮前就起床了。（过后她还要自己再往北开一个小时的车前往 Calabasas 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我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又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疯子。我老是发错电子邮件。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笨，不过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那么尴尬，因为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当一名职业母亲使得 Natalie 再次对自己的妈妈心怀感激。“我小时候总是会想，‘她整天都在做什么？’现在我想的是，‘她怎么一天就能搞定所有事情？’ 她在没人帮忙的情况下就搞定了一切，而且尽管我们四处旅居，她还要照顾我和爸爸，她却始终跟爸爸维持着良好的夫妻关系。她真的是个奇迹一般的存在。”
在《黑天鹅》剧组，Natalie 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帅气的法国舞者兼编舞 Benjamin Millepied。他们在2012年完婚，在巴黎住了两年，Benjamin 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担任舞蹈总监，随后他们在2016年搬回了洛杉矶。“我老公在这儿生活的时间比在法国都长，所以我们谈到政治的时候，并不会觉得他的观点像个外国人。” 她最近上《吉米现场秀》时，提到 “洛杉矶每个人都爱开怀大笑，真的很棒”，同时她也觉得她在法国遇到的那些人“非常酷”。那些人包括制片人、导演、编剧、艺术家等等。“最近，我有更多时间是和其他女演员在一起，”她说。“不是那种‘因为咱们都是女演员，所以就得一起玩’的塑料花友谊。我觉得这是一种转变。在《湮灭》剧组里我和一个全是女性的优秀团队合作也是如此。我们习惯了当片场里“唯一的女孩”。能和一群女性一起工作，那感觉好极了。”
Natalie 总是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直言不讳，为中东问题和环保问题据理力争（“这么多人还在自以为是地嘲笑纯素食主义，我却没有那么盲目乐观——这个国家养殖动物的方式确实存在大问题”）。和她这样有洞察力的聪明人交谈，就不得不提好莱坞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和接连出现的性骚扰指控。“首先，我认为应该赞扬所有主动走出来发声的人。”她说。“他们创造了这种文化转变。很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声，但他们的声音却没有被听到，尤其是有色女性，所以这个行业必须开始倾听。” 尽管她承认自己也遭受过歧视和骚扰，但她不愿意进一步被牵涉其中，特别是在个人方面。“我的观念也有所转变，以前我觉得我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经历的其实多得数不清。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也开始反思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一个过程。”
她提到，在刚入行的时候，有位制片人邀请她陪他一起乘坐私人飞机。“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只铺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也没有被骚扰。但我的确表明了我的意思，‘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对方也尊重了我的意思。可是你知道吗？那种情况真的太让人不爽了！实在让人无法接受，那样是强人所难。当时我吓得不行。”
Natalie 说，生活在这样一个激励人们改变现状的时代让她倍感欣慰。“我现在36了，开始意识到，‘等等，这个国家现在还是充斥着种族主义和偏见，我怎么会和这种制度同流合污？’ 问这些问题很重要，也很难，但是让人兴奋的是，有那么多人已经觉醒，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如何促成更广泛的改变。”
她认为性骚扰文化是性别力量失衡引起的制度性问题，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着这种失衡。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职场内女性担任的高级职位更少，也讨论了很多人相信的理由，那就是因为我们选择当妈妈，而一旦当了妈妈，我们就很难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从而导致退缩。“但这种与骚扰相关的对话有一点值得商榷，那就是也许和当妈妈并没有任何关系。也许女性正在脱离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环境对她们充满敌意，所以她们选择退出。事实证明，一旦改变了权力差异，让男女比例达到一半一半，问题就会少很多。”
“最近，我经常会和其他的演员在一起。突然感觉，一大群女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
“实际上，我认为有创造力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她说道，并指出她丈夫也是一个同样专注、上进的孩子。“他知道自己想当一名舞蹈演员，所以11岁就开始进入音乐学院学习。学校有时反而会让你分心，可能会让你觉得应该去做数学题，而实际上你更应该专注于艺术。不过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不应该学数学！”她笑着说。
她喜欢研究大脑如何工作、人类的智慧以及如何培养智慧，算是一种业余爱好。她在《湮灭》中扮演一位生物学家。她说第一次见到该片的反乌托邦式编剧兼导演 Alex Garland 时，她主要是对他的大脑感兴趣。“他对事物的观点非常有趣，并且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的深刻问题。”她说，“这部电影从心理层面审视了我们的心灵以及自身行为的突变。” 他告诉她，我们第一次看到平日里司空见惯的东西时，我们会觉得它们特别奇怪。“他说我们习惯了树木、星星和孔雀这些东西。你能想象第一次看到孔雀吗？突变可能会像癌症，但也可以是很美丽的东西。如果你在幻灯片上看到癌细胞，它们可能看起来就像艺术品，但是美丽、危险和艺术混杂在一起时呢？”
如果美丽、危险和艺术混杂在一起为她提供了大脑内部运作的线索，那么《纽约时报》旗下《T》杂志公布的她和相识15年的小说家好友 Jonathan Safran Foer（代表作：《特别响，非常近》、《我来了》）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则是通往其精神世界的线索：“我有一任前男友曾经叫我莫斯科，因为他说我总是悲伤地望着窗外，就像一些俄罗斯小说或者契诃夫的戏剧里那样。我跟他分手肯定是有原因的，但他确实说对了一点——我有那样的渴望、向往，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那山”到底在哪儿现在还不清楚，但 Natalie 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她正忙着准备一部新电影，在片中扮演一名来自美国史坦顿岛、陷入困境的流行歌星。与往常一样，她把自己沉浸在角色里，在纽约跟着方言指导学习方言，录歌，学习编舞。“我不是歌手，不过那个角色也不是唱功一流，所以我也没那么大压力。毕竟不是《歌剧魅影》。”然后，这位表面上受到“一孕傻三年”困扰的大明星回到了路上，自己开着车，没有带任何随从助理，赶赴下一场约会去了。
《湮灭》将于2018年2月23日起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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