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心声
专访
Iman
汽车鸣笛、游客狂拍 —— 这是曼哈顿市中心的一个傍晚，Iman 抵达了安缦酒店。从超模转行为企业家及慈善家的她依然是这座城市的粉丝，正如50年前初来乍到时一样。“我是1976年来的，纽约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始终保持着特色，是个文化大熔炉。”她笑着说道，服务员给我们倒上了两杯桃红葡萄酒。
今天的 Iman 身穿着干练的黑色西装外套和裤子，虽然低调，但你很难不在人群中注意到她。尤其是那张奠定了她超模史上传奇地位的招牌脸庞 —— 丝滑的肌肤、栗色的眼眸，加上今天戴着的银色阅读眼镜，对于68岁的女人来说，绝对是令人羡慕的精致。她的脖子上有一条“David”字样的项链，偶尔会用手指轻轻抚过（这是 Celine 的艺术总监 Hedi Slimane 送给她的礼物，为了致敬她的丈夫 David Bowie，“他们两个特别要好。”她说道）。
如今的 Iman 和以前一样活力四射。她的大女儿 Zulekha 已经成年，最小的女儿 Alexandria（小名 Lexi）也已离开家就读艺术学院，Iman 正在寻找新的生活方向。在卖掉了 Soho 区的 loft 后（“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大大的房子里 —— 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空间”），她最近搬到了城中的另一个地方。周末时光，她会前往卡兹奇山的乡间，带着宠物狗悠闲漫步。“我一直很喜欢旅行，但疫情之后就停了。那段期间我一直忙着照顾家人，让 Lexi 去追随自己的艺术梦想，如今她正在绽放自己的光彩。但现在，我想找回旅行的乐趣。要问疫情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拒绝拖延。如果我想做什么，就会付诸行动。”她说道，语气中带着一股决绝。
“我一直都想掌控自己的命运。我深信，当你舍弃了某些事物，就会腾出空间留给其他事物。”
Iman 出生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父亲是外交大使，母亲是医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段“条件优越的生活”。“他们能够负担得起我和兄弟姐妹们的教育。”但在革命爆发时，“像我父亲一样在政府任职的人，不是被捕就是被处决。”于是她的父母决定向邻近的坦桑尼亚寻求庇护，Iman 则去了肯尼亚。“那时候的我还没有工作过，突然间就闯入了社会，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后来她进入了内罗毕大学，开始攻读政治学，参与到了（民主）运动中。“我的父母生来就是维权活动家，我也一直生活在政治氛围里，所以内心有着推动变革的愿望。”
由于 Iman 会说五门语言，旅游部聘用她成为一名翻译，为了维持生计，她同时还在一家酒店做着兼职。那时候的她很满足，“我赚了钱，还有小费拿，学校也说会给我一年的奖学金 —— 但在那之后，我就只能靠自己（负担学费）了。所以 Peter 联系我的那天，我心里马上就开了一个价。”
“那时候没人理解我的愿景，‘有色人种女性’这个词都还不存在。我的目标是做一些真正多元文化的事情。”
她所说的 Peter 就是那位以“挖掘”Iman 著称的摄影师 Peter Beard。他主动找上了 Iman，说要支付她一些薪酬来拍摄照片。“8000美元正好是两年的学费……我把它称作自己的第一笔时尚交易。”她说完笑了起来。那段回忆至今依然清晰：“我去拍摄的当天还带上了一个朋友，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拍。Peter 对我进行了指导，对想要达成的效果胸有成竹。那是一些大半身像的肖像照，没做发型，也没上妆 —— 直到现在，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六个月后，Beard 又找到了她，这一次叫上了模特经理 Wilhelmina Cooper，给了她提议：一张飞去纽约的机票，还有让 Iman 成为明星的承诺。“那时我从没看过时尚杂志，也没穿过高跟鞋，但我还是去了，条件是让他们给我订一张往返的机票，如果我想离开的话，不会困在美国……稀缺的环境无法让我发光，这是妈妈教我的。我之所以来到美国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当任何一段友谊/关系不再给我正能量的时候，我会离开。”
后来，她几乎一夜成名。回想起事业初期，她跟 Arthur Elgort 合作美国版《Vogue》杂志大片时，紧张地坐在梳妆椅上，被问到是否带来了自己私用的粉底，她并没有带，拍出的效果非常令人失望。“我的脸看上去是灰色的。从那以后，我就会去 Woolworths 超市买染色剂，掺在粉底里面，一有拍摄就带在身上。我和一个朋友特意用宝丽来互相拍照，我会问自己看起来如何，效果怎么样？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会是我将来的方向。”其他黑人模特开始问起 Iman 的自制粉底，“早在很多年前，我就已经萌生了 Iman Cosmetics 的想法。”
“勇敢发声是具有力量的……而且这并不是名人才能做的事情，就算你并不身居高位，也同样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80年代初成为当红超模的 Iman 曾经短暂涉足电影业 ——“哦，那是主动找上门的机会，我从来没想过当演员”—— 之后在1989年，她告别了秀场。直到今天，她仍收藏着那些只穿过一次的 Alaïa 和 Mugler 的杰作，都是设计师们亲自赠予的。“Lexi 不想穿它们，她更喜欢淘二手货。”Iman 笑了起来。
她是在正确的时机选择了离开秀场。“我一直都想掌控自己的命运，”她说，“我深信，当你舍弃了某些事物，就会腾出空间留给其他事物。”
次年，她就遇见了后来的丈夫 David。“说起来挺有趣的，我其实看过好多次他的表演，每次都会收到去后台的邀请，但我从来没接受过。”在发型师 Teddy Antolin 安排的一次相亲上，Bowie“一见钟情”，这是他在一次采访中坦白的。1992年，两人结婚并开始了将近25年的夫妻生活，直至 Bowie 在2016年去世。“其实他才是那个给我信心创办 Iman Cosmetics 的人，”她回忆道，“他当时问我，‘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害怕）会失败。然后他说，‘失败了又怎样？’他坚信如果我不试一试的话，将来会后悔的。”终于在1994年，这个专为有色人种女性打造的品牌诞生了，在为现代彩妆制定蓝图的同时，也大胆突破了固有的规则。
“那时候没人理解我的愿景，‘有色人种女性’这个词都还不存在。我的目标是做一些真正多元文化的事情。”所幸，她找到了自己坚定的伙伴；Lauryn Hill 和 Queen Latifah 当时正值事业巅峰，经常为 Iman Cosmetics 做宣传。而在跌宕起伏的2020年，她坦言自己再一次感受到了这种来自伙伴精神。“‘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巩固了我们的信心。正是由于我们的相互支持，才引起了大企业的重视……他们不能再忽视我们了。”
Iman 从始至终都在凭借事业上的影响力来呼吁多元化。在《纽约时报》刊载一篇谴责T台黑人模特减少的文章后，她在2013年携手好友 Bethann Hardison 和 Naomi Campbell 成立了 The Diversity Coalition，旨在推动黑人模特权益的改善。“勇敢发声是具有力量的，”她说，“纸上谈兵谁都做得到，但关键时候敢不敢站出来呢？谁真的能够站出来大声说，‘如果你要抗议，我会在你身边一起抗议。’这才是一切的关键。而且这并不是名人才能做的事情，就算你并不身居高位，也同样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Iman 意识到，就算自己已经拥有了财富和影响力，依然躲不过美国社会对黑人群体日常歧视。“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药妆店里，错把一位白人男性当成了店员，他就开始不停地冲我辱骂和吼叫，我吓坏了，回到了自己的车上。我心想，我曾在70年代带着一位女性朋友公路旅行环游美国，曾在艾滋病危机时期生活在纽约，但到了眼下这个人生阶段，我竟然会感到害怕，”她摇了摇头说，“我经常担忧着未来，我女儿的未来，我孙女的未来。乌干达判定了同性恋为非法，还有罗诉韦德案判决的推翻，很快就会轮到避孕药了。我总说，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历史总在不断重演。”
尽管如此，Iman 依然心存希望，坚决推动改变，尤其是对于她所支持的议题。她是 CARE 公益组织的首位全球推广人，帮助其社群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经济机会。在着眼于未来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积极和乐观。我试探性地问了她有没有回归秀场的想法 —— 提起 Linda Evangelista、Pat Cleveland 和 Naomi Campbell 步入50岁都还在当模特的例子 —— 但 Iman 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从来不擅长同时做三、四件事。的确，我几乎跟所有的设计师都合作过，但1989年之后我就再没走过秀了。我不想回去，我想向前走。”不过，她在时尚圈收获的友谊确实给了她很多鼓励。“从我70年代搬来纽约至今，Bethann 都是我最好的朋友，Edward（Enninful，英国版《Vogue》杂志的主编）和他的丈夫自从 David 去世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这些人是我在这个圈子里的真朋友。我不会忘记的。”
那 Iman 的未来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在继续慈善事业和经营品牌的同时，她也会经常在 Instagram 上分享一些积极的信息。“我还在等待下一步的到来，但我知道自己还想做更多。”我忍不住去称赞她那份沉静的自信，无论身处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一直保持着内心的笃定，相信美好的事情会到来。“只要我一直做着想做的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收获乐趣。我相信，（自己只要）放手去做就好，敞开胸怀去接受属于我的事物，绽放我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