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方达就是我
专访
Jane Fonda

BRIE LARSON: 刚开始演戏的时候,我常跟别人说,“拍电影就是我的激进行动,”他们说,“那你应该见见 Jane,她会是你的良师。”这几年来我一直都想认识你,所以这次能跟你对话,我感到特别荣幸。
JANE FONDA: 谢谢你,这对我而言意义重大。
BL: 你第一次认定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是在什么时候?
JF: 我是个50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接受女权这个概念。我生命中出现的男人都是很棒的男人,但他们都是重男轻女观念的受害者。我感到特别软弱无助。后来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为了讨好男人而放弃真实的自己。我在单身的时候去看了 Eve Ensler 的话剧《阴道独白》,从那时起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就在我放声大笑的时候,“女权”这个词终于从我的脑海里进入了我的 DNA。但这个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从出生起就患上了“讨好别人”这个病……
BL: 好多女人都患有这种病。
JF: 这真不是开玩笑。为了让你理解父系社会对女性造成的危害程度,我曾被强奸,儿时遭到性虐待,我曾被辞退,只因为我不愿意跟老板睡觉,而且我一直以为错的人是我,错在我的言行举止不当。我认识一些曾被强暴的年轻女孩,她们甚至不知道那是强暴。她们心想,“肯定是因为我没有清楚地拒绝。”女性运动实现最棒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这(被强暴和虐待)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被侵犯了,这是不对的。
“我生命中出现的男人都是很棒的男人,但他们都是重男轻女观念的受害者。我感到特别软弱无助。”
BL: 我已经扮演过两个被性虐待的角色,接触过许多真实的受害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让步,不能让她们认为被虐待是因为她们的错。这样的想法纯属“讨好人”病。
JF: 还是一种传染病……
BL: 对那些没有权利发出自己声音的“名人”,你有什么话想说?
JF: 所有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说话,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历史上每次发生重大的革命或社会动乱,艺术家、演员、作家和诗人总能接触到政客们接触不到的地方。最近我刚去过阿尔伯塔,抗议输油管道问题。走过机场时,人们冲着我喊,“回家吧,我们这里不欢迎你。”如果你心里确信自己是对的 —— 就算人们用脏话骂你 —— 你也要坚持下去。
BL: 一旦你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我最近收到许多恶言恶语。人们说我属于“精英”阶层,说我是在胡言乱语。当你听到这么多反对的声音时,就会很容易去相信它们。
JF: 这说明你的行动是有影响力的。有人不想听到你的声音。如果无所谓的话,没人会叫你“闭嘴”的。
BL: 你是否感觉到放声抗议会威胁到你的事业?
JF: 我31岁才成为活动家。当我了解到越南正在发生的事情后,就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丢掉工作了;我想离开这个圈子,成为全职活动家。我父亲知道后特别害怕。他回想起50年代,好多人事业被毁掉的样子。也许(好莱坞)黑名单又要回来了吧。
“所有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说话。艺术家、演员、作家和诗人总能接触到政客们接触不到的地方。”
“亲爱的,我已经快80的人了。如果你想要长期参与这样的活动,就必须照顾好自己。”
BL: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勇敢声音。这为我们许多人铺下了路。如今他们(名人)不再只从后排发出微弱的声音了,因为我们不怕因此而毁掉事业。我会赌上自己的一切,在余生成为一名活动家,因为我不想保持沉默。
JF: 你的激进主义可以用许多方式呈现在电影里。我起初就是从拍摄能够表达自己价值观的影片开始的。我先是担任制片人,推出了《荣归》、《中国综合症》和《朝九晚五》。我感觉自己成为活动家之后,演技也提高了 —— 我看事物的角度被拓宽了。
BL: 我同意。你的同理心会变强。为了拍摄《少年收容所》,我去体验了戒瘾所,那真让人痛心。我当时想,“我不要当演员了,这工作真肤浅。”但后来,我不敢相信有这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他们说,“我想去领养一个小孩,或者捐点钱。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在那个时刻我领悟到,电影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对于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JF: 要记住,群体上街游行或在办公室里抗议都是可以改变政策的。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以后也会发生。我一直都在给国会参议员办公室打电话,但都被挂断了,因为太多人在打。所以我们的行动是有用的。
BL: 要想让自己的声音被政府听到,人们应该怎么做?
JF: 从草根阶层开始组织:让他们赢得竞选,走进国会参议员办公室、市议会、教育局等等。今年明年都会有选举 —— 你不必等四年选总统。
“在60、70年代,抗议大多是由男性带领的。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充满爱与关怀的氛围,因为现在都是女性在领导。”
BL: 你觉得最近的抗议活动与你经历过的其它活动有什么不一样?
JF: 在60、70年代,抗议大多数是由男性带领的,总带着强硬的男子气概。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有充满了爱与关怀的氛围,因为现在都是由女性在领导。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同。你看,(在最近的 Women’s March 女性大游行上)我们所看到的标语 —— 无论是关于生育权、残疾人的健康,还是 LGBTQ,它们都是构成民主的一部分。
BL: 我喜欢这个想法。那你有过什么遗憾吗?
JF: 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个更好的母亲。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可以学,所以我去学如何当家长。这门课永远不晚。我试着去弥补从前不知道的东西。在临终时,我希望被家人围绕。我希望他们爱我,我必须去争取这份爱。我至今仍在努力。
BL: 你对现在银幕上对女性性征的刻画有什么感想吗?
JF: 我觉得当下的年轻女演员很不容易。这个行业对于外貌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BL: 女性性征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参加过一些试镜,他们想要活泼、聪明、性感的女孩。但我总穿着球鞋到场,于是他们就说,“换上迷你裙和高跟鞋再来。”结果我换装后再去,还是失败了。我发现当我穿成招惹男人的样子时会很不自在。
JF: 如果你看看老一代演员 Bette Davis、Barbara Stanwyck 和 Mae West,她们都性感强健,但不必暴露任何部位,反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BL: 我第一次为时尚杂志拍大片时,穿的是秀场上展出的仅此一件的设计。当时我问,“是不是身材必须能穿上这件设计才能登上杂志?”结果是一片沉默。男人们总能穿上量身定制的西装或衬衫,但作为女人,如果你穿不上样衣,就会面临事业上的危机,永远无法晋升。
JF: 那样特别伤自尊心!
BL: 心灵重量取决于身体重量,我们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JF: 就为这句话,我向你致敬。如果在我刚入行时有人问我,“你身上穿的是什么牌子?”我恐怕会觉得他们疯了。要知道,Julie Christie 凭借影片《亲爱的》赢奥斯卡奖时穿的是她自己做的裙子。
BL: 对于正在阅读这篇采访,但并不认为情况很严重的女性,你有什么话想说?
JF: 我该从何说起呢?比如取消计划生育:数千万的美国女性通过计划生育来获得医疗保障。如果它被取缔,社会体系就会很难维系。许多女人会无家可归。我们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强大到能接纳那些没有健康保险或是负担不起医疗保健的女性。
BL: 面对这么多的抗争,你如何保证自己不会累垮?
JF: 亲爱的,我已经快80的人了。如果你想要长期参与这样的活动,就必须照顾好自己。我每晚要睡超过八个小时,每天进行两次半小时的冥想,我吃的食物健康,坚持锻炼。我常对活动家们说:“这将是长久的战役,我们必须保持强壮。”
“人们常把年龄看作一条圆弧线:起点是出生,中点是中年,之后就是衰老的下滑线。但也可以把它看作向上的阶梯线。”
BL: 你的健康如何影响抗议活动?
JF: 我开始锻炼(Fonda 最热销的健身项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明白要想保持精力充沛,身体必须感觉健壮。有个女人曾经写信给我说,“我有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发现手臂长出了从前没有的肌肉。后来我那天去上班的时候,第一次对老板勇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感到身体强壮的时候,就更容易变得勇敢。
BL: 你曾说,你想为好莱坞中的高龄女星们赋予新形象……
JF: 这句话是我在四十多岁时撰写的《Women Coming of Age》中提到的。那时的我很怕变老,而我面对恐惧的方式就是坦然接受并试着去理解。之后我息影了15年,心想,“我永远无法放弃演戏。”然后我又回到了影坛,拍摄了《怪兽婆婆》(2005年喜剧片),这时恰好又在《同妻俱乐部》(Netflix 原创剧集)中获得了一个角色,我心想,“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为高龄女性赋予了一个新面貌。”人们常把年龄看作一条圆弧线:起点是出生,中点是中年,之后就是衰老的下滑线。但与其把年龄看作弧线,不如把它看作向上的阶梯线,年纪越大,你的生活就越丰富多彩,人格就越完整。
BL: 让你最受益匪浅的一条建议是什么?
BL: 带有好奇心地聆听他人比让他人觉得你有趣要好。还有 Alcoholics Anonymous(嗜酒者互诫协会)的那句标语,“‘不’是一句完整的话。”我真希望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这句话。
BL: 我认识到自己在事业中拥有的唯一力量就是“不”这个字。我无法决定什么样的工作找上我,但我可以对不适合自己的工作说不。
JF: 你比我强多了。
BL: 你是否感觉到酬劳不平等?
JF: 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的事业高峰是在70、80年代:我从没获得过大笔片酬 —— 我从不觉得自己值得拥有。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男演员普遍赚得多。我很高兴现在的人们开始感到气愤。
BL: 当你被人利用时,会有何反应?
JF: 我很不会应对这个。跟你不一样,Brie,我花了60年的时间才学会说“不”。如果有任何人给我任何东西,我总会说“好”。我曾经去扮演并不适合自己的角色,还被人利用。我就是不知道要如何为自己挺身而出。现在的我会说,“不。这简直就是放屁。我不喜欢你对待我的方式,”然后离开。如果当时的我知道现在的我会这么做,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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