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r 独家专访：定义好莱坞的新时代的 Ava DuVernay
就像 Ava DuVernay 曾经说过的那样：“思考自己要做什么才能成为自己故事的女主角”，她似乎注定要改写电影史，藉由突破性的《时间的皱折》一片成为仅有的三名制片预算高达一亿美元的女导演之一。同样身为导演的好友 Lucy Walker 曾经问过她，在白人男性主导的好莱坞，她如何从初出茅庐的纪录片制作人迅速跃升为革命性的迪士尼女王。
“Ava”，我说，“你干过14年公关，肯定知道今天是要干什么，咱们现在要谈论的是你而不是我。” 这是我这位朋友从九月份到现在的第一个休息日，能和我一起在洛杉矶的一家地下咖啡厅休息放松，她说她很兴奋，我深信不疑。“我看你天天参加派对”，她说，“现在咱们终于能坐下来谈谈了。” 我笑着跟她说，即使需要一边吃素香肠一边跟她掰手腕，我也要问出她是如何拥有步步高升的事业轨迹的。
电影这个行业以阻碍优秀女性的发展而闻名，但 Ava 似乎是个例外。她的第二部故事片《不知所终》拍摄只花了五万美元，却为她赢得了圣丹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16年，她的种族平等纪录片《第十三修正案》（13th）荣获奥斯卡提名；现在，她又成为好莱坞历史上第一个执导一亿美元预算电影的黑人导演——迪士尼的《时间的皱折》。她只用了短短六年时间，就在好莱坞脱颖而出。2015年，她执导的电影《塞尔玛》讲述了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游行，广受赞誉，但她却并未凭借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而且片中黑人主演 David Oyelowo 也未获提名，引发不少争议。不过，随之而来的声援拉开了声势浩大的 #OscarsSoWhite（奥斯卡好白）抗议活动的序幕。她深谙应该如何把自己置于最激动人心的文化和社会运动的中心——她最近执导了Jay-Z的未来主义黑人朋克 MV《世仇》，采用了全明星阵容，包括 Jay-Z的妻子 Beyoncé 和女儿 Blue Ivy；此外，她还是好莱坞 “Time's Up”（时间到了）反性骚扰抗议活动的名流发起人之一。在这个自恋倾向遍布的行业内，她对每个人、每件事却都是无比慷慨，其中也包括吐露她的成功秘诀。甚至在我们道别后，她在我们共处的两个小时里所说的一切还在我脑海里回响。以至于从现在起，每当我对某件事感到困惑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应该扪心自问：“Ava 会怎么做？”
Ava 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洛杉矶电影节的独立电影导演活动上，我们可谓一见如故。不过时过境迁，她现在有了一些不是那么独立的新朋友。首先是 Oprah Winfrey。我们告别后，她准备跟 Oprah 见面。而且她坦然承认，“是的，跟 Oprah 当朋友就像你想象的一样好玩！”然后还有Jay-Z和 Beyoncé。和她的新朋友一样，Ava 也已经成为如雷贯耳的好莱坞名人。如今在洛杉矶或纽约，只要大声说出“Ava”这个名字，肯定就会听到欢呼和掌声。
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她似乎自己就知道该如何去做，而不需要任何明确的榜样作参照。她说：“因为没有一名黑人女性我可以请教问‘嘿，这是怎么做的？’” 事实上，在她之前，只有两名女导演执导过预算超过一亿美元的电影，分别是 Patty Jenkins（《神奇女侠》） Kathryn Bigelow（《K-19：寡妇制造者》）。除了她们之外，还有《黑客帝国》三部曲的导演 Wachowski 姐妹，但是她们在从兄弟变性成姐妹之前，已经执导过很多大制作电影。Ava 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显而易见：她工作努力。我问她是否期待路演宣传。因为她看起来似乎总是很享受走红毯：通常我都会听到一阵欢呼，然后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笑着跟人聊天，拍照上传社交媒体。她在 Twitter 上有130万粉丝，在 Instagram 上有80万。她总是比她周围的许多电影明星看起来更神采飞扬，而且始终都是人群中的焦点，处于能量漩涡的中心。
“我从不追逐聚光灯，我只追求在场的特权，而那种权利经常被低估。我们的白人男性同行们总会出现在所有的事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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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说这对她而言并不是最有趣的部分，因为她宁愿忙着做些什么事情，而不是每晚穿着不同的礼服出席不同的活动。“我从不追逐聚光灯，”她说，“我只追求在场的特权，而那种权利经常被低估。我们的白人男性同行们总会出现在所有的事件里 —— 在每一次谈话中，在每次制定规则时 —— 但那是一种特权，所以我也要在场，无论是否有人鼓掌欢呼，也无论我是否获得荣誉。”
我在颁奖典礼上看到 Ava 时，那通常都是她当天的第三份“工作”。她一直都是同时做好几个项目，拍摄 Oprah Winfrey、Reese Witherspoon、Mindy Kaling 和 Chris Pine 主演的《时间的皱折》同时，她还在拍摄根据 Natalie Baszile 2014年小说改编的《蔗糖女王》第三季。又或者她正在重写剧本，同时还监督制作、预算和所有需要她点头的细节。
Ava 之前做公关的时候，按她自己的说法，她的生活很平衡。“但是我对自己当时做的事情没有激情，”她说，“那时的生活比较黯淡。现在，我活在缤纷绚烂的电影世界里。” 2010年，她发起了AFFRM（非裔美国人电影发行运动），为有色人种和女性电影制片人的独立电影发声。最近，她又为电影制片人制作了访谈播客《来电》 。
但是，即便超负荷了，她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困扰。“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她说，“我想改变关于女性和工作的对话。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就意味着无法关注自己或家人，这种观念通常会搅乱对话。但是，如果你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那么我不觉得更侧重于工作有什么不对。我选择把工作作为人生核心之一。工作滋养了我。”
她的 Twitter 签名栏是 “Mother of 9”（9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列出了她制作的九部电影和节目。“是的，”她笑着说，“有些人真的以为我有9个孩子。他们惊叹，‘我的天呐！’ 但是那些并不是真的孩子。我没有孩子，这是我的选择。我的电影就是我的孩子。有些人工作，然后回家照看孩子，但工作就是我的孩子。我不会觉得工作把我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因为工作就是我的现实生活。”当我问及她的另一半时，她笑着回答道：“我很期待遇到他。”
Ava 学会了以极高要求挑选合作伙伴，并且忠于那些从零预算的日子以来就一直跟着她并肩作战的剧组人员。她之所以签下《时间的皱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很喜欢这家电影公司的老板们，而且这也带来了好结果：她觉得自己被电影公司“宠坏”了。她希望主角是黑人，他们同意了；她希望主角是在名校云集的南洛杉矶而非教育落后的新英格兰读书，他们也同意了。她被一名年轻韩裔演员的表演深深打动后，想让他出演主角的兄弟，他们还是同意了，只是问了她该如何实现。“可能因为每个人都很好，只有我是个疯子，认为每个人都疯了。”回忆起第一次看到电影开头的迪士尼城堡标志和自己的名字时，她热泪盈眶。“那可是种文化现象。那可是迪士尼啊！”
“有些人工作，然后回家照看孩子，但工作就是我的孩子。我不会觉得工作把我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因为工作就是我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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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皱折》改编自美国作家 Madeleine L'Engle 1962年的科幻小说，讲述了一名年轻女孩和她的兄弟穿越太空寻找失踪的科学家父亲。“我希望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可能性，成为自己人生主角的可能性，”她说。“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境遇。我希望这部电影帮助人们看到自身的潜力，而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因为这个人物角色就是这样，她就是那个最不可能成为主角的主角。” 当她谈到她亲近的人难以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性时，她眼中再次充满了泪水。“所以这部电影要说的就是，‘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再试一次。你要觉得自己可以。’我希望人们看到自己身上最不可能有所作为的部分 —— 脆弱和恐惧 —— 其实都可以成为驱动你前进的力量。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她的话引起了共鸣，许多人感同身受。当我问她《塞尔玛》（Selma）和“奥斯卡好白”抗议活动以来电影行业是否出现了任何不同之处时，她反问了我更多问题。“两年后的今天，哪些事情真的发生了变化？到底多了多少部亚洲演员主演的电影？有多少讲述穆斯林家庭故事的影片？哪里才是讲述原住民故事的平台？”她是对的。除非我们真的打开引擎盖动手修理，否则无论是针对性骚扰，还是针对有色人种缺少机会和奖项的事实，都只是引起一片哗然抗议，而无法创造真正的变革机会。
Ava 8岁之前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我是个‘挂钥匙儿童’，这个词听起来有点负面含义，感觉好像你妈妈不关心你一样，”她如此评价自己的童年。“其实只是没有经历‘我会去学校接你，这是你的餐盒’那样备受宠爱的童年。” 这样的童年经历教会了她为自己而战，成为天生的领袖，勇敢发声，照顾自己和周围的人。她分享了一个关于她妈妈的故事，她是“一位漂亮美丽的女士，电话里的声音就像个小女孩”。收款员来电话时，她妈妈接了，但他们还是会问能不能跟“她的妈妈”通话。“我的声音一直都很沙哑、低沉，”，Ava 说道，“所以我妈就会把电话递给六岁的我，然后我就说‘我星期三付钱’，然后挂断电话。我妈就会说：‘说得好，Ava’。”
小 Ava 喜欢和她的芭比娃娃玩，还喜欢上学，长大后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英语文学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电影学院她上不起，所以她决定充分利用自己在电影片场做公关的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通过看、听、学，为自己创造电影学院的体验”。她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变成了优势，先在其他导演的片场里尽力学习，然后投身导演事业，开创自己的片场。
Ava 选择重新界定自己的处境，关注自己能做的事情，而不是不能做的事情。“我从来不会想，别人知道怎么拍预算一亿美元的电影，而我却不知道。因为我曾经在几乎零预算的情况下拍出过电影。他们有没有拍过五万美元预算的故事片？他们有没有下过壕沟？他们有没有自己装过车？他们是不是了解每一项工作？这些我都知道。”
“我希望人们看到自己身上最不可能有所作为的部分 —— 脆弱和恐惧 —— 其实都可以成为驱动你前进的力量。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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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导一亿美元预算的电影，她内心作何感想？“这个，”她说，“感觉就像有人突然把所有秘密法宝都交给了你。”她告诉我，这让她想起了 Eddie Murphy 以前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表演的一个小品。“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他坐在公交车上，他是车上唯一的黑人。他觉得每一次他下车，就会发生神奇的事情。所以第二天他把脸涂成了白色，戴上了假发。他坐下时，注意到旁边是一名黑人。那名黑人下车时，他自言自语道：‘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 车门关上时，一名女乘客脱下了外套，露出了晚礼服。她从座椅下面拿出了鸡尾酒，一颗迪斯科球灯从车顶降了下来，音乐开始了。他坐在那里，脸色苍白，其他乘客递给他雪茄，他心里想道：“这就是我们不在时候的样子。’ 我觉得自己就是在那些独立制片人下车后留在车上的人，因为突然间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做视效预览了！你可以有9名概念艺术家为你出谋划策！你可以有这个！你可以有那个！’然后你问别人，‘那个人是干嘛的？’对方回答说：‘哦，他就是把这个从这里搬到那里。’”
她的下一个项目是为 Netflix 制作的五部曲剧集，讲述在1989年，由黑人和拉丁裔青少年组成的中央公园五罪犯（The Central Park Five）因被误判强奸和攻击一名白人慢跑者而蒙冤获罪。那个案件让她心有戚戚。在她看来，每一个新项目都将推动下一个项目，而且她深信这个过程有助于自己成为更好的导演。“这就是讲故事，”她说。她也学会了同时忙碌于不同的故事。在完成执导《塞尔玛》的壮举之后，她没有因此接到任何电话，没人给她带来任何工作机会。“我以为自己不知道好莱坞是怎么运作的。但是我后来意识到，电话不会自己响，你必须得主动出击。” 同样，她也学会了如何克服自己“一个一个来”的母性本能，现在同时开展六个项目。“是 Steven Spielberg 告诉我要克服那样的心态。他跟我说：‘你必须不停地开发项目’。”
Ava 即将赶场离开。她接下来要去圣巴巴拉，和她的朋友 Oprah 一边吃着松露爆米花，一边观看 Greta Gerwig 的《伯德小姐》（Lady Bird）放映。她离开时，我暗自思量，她的微笑和话语足以照亮一整片黑夜。“是的，今天真的很开心，”她笑着说。
《时间的皱褶》3月9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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